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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“大师难产之问”
2011-09-14 20:22  

    核心提示:当前之所以难以产生学术大师,除上述诸多主观原因之外,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。我们在慨叹大师“难产”、渴望大师尽快出现的同时,也需要关注一下学者群体的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。

    一段时间以来,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“钱学森之问”的热烈讨论。钱老的问题,核心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,可以概括为“大师难产之问”。事实上,这个问题并不只有钱老在关注,学术界的很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。应该说,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。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,除了需要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,还离不开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。

    对于“大师难产之问”,学术界归纳总结了一系列的原因,如片面强调应试教育和标准答案,导致学生创新能力匮乏;奉行量化为主的学术考核评价机制,导致学者急功近利、心浮气躁,缺乏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动力和精品意识;高校“官本位”色彩较浓厚,很多学者以“学而优则仕”为正途,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以后就放松甚至放弃了学术研究;“学者商人化”现象突出,一些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热衷于通过兼职、讲学、开公司等来“创收”,无暇也无意“坐冷板凳”;等等。显然,这些归纳总结是符合实际、切中时弊的,对此无需赘述。这里想要探讨的,是此前涉及不多而又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两个问题。

    其一,当前之所以难以产生学术大师,除上述诸多主观原因之外,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。其实,这个问题并非我国独有,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。以西方哲学为例,在海德格尔、萨特、福柯、罗尔斯、德里达等大师级学者相继谢世后,西方哲学界也在为后继乏人而慨叹和反思。从客观的角度看,这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: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,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可谓大师辈出、硕果累累。与此同时,其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的发展,也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这样一个论域不断变窄、不断细化的过程,甚至面临被“终结”和“解构”的命运。西方“大师难产之问”与西方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史发展的这一规律性现象不无联系。一门学科在初创时期,空白点多、开拓空间大,获得“拓荒性”成果、成为大师相对容易;随着学科的逐步发展,研究成果不断积淀、空白点不断减少,再想获得“拓荒性”研究成果、成为“开山鼻祖”式的大师,难度就不断加大。因此,学术发展到今天,我们不宜一味苛责“大师难产”,而应正视产生大师的难度,并结合学术研究的现实情况,对大师级学者进行合理定位,而不应拿今天的学者与古圣先贤进行简单类比。当然,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应警惕另一种趋势,即成为大师的“门槛”太矮、标准太低,导致“大师”满天飞,完全扭曲了这个称号的应有意义。否则,同样不利于当代学术的健康发展。

    其二,我们在慨叹大师“难产”、渴望大师尽快出现的同时,也需要关注一下学者群体的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。如果我们把大师级的学者看成高峰,那么,高水平的学者群体就好像作为高峰基座的高原。高峰的崛起能促进高原海拔的整体提升,而高原的海拔高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峰的海拔高度。同理,大师级学者的产生能引领和带动一批潜心治学、学有所成的优秀学者,从而促进学者群体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;反过来说,学者群体整体素质和学术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,又有利于大师级学者脱颖而出,并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成就的高度。从这个角度说,我们一方面需要重视“大师难产”这一现实困境,重点扶持和培养具备大师潜质的优秀学者;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大师产生的基础,着力提高学者群体的整体素质和研究水平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后者是一项更为重要和紧迫的现实任务。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了,产生学术大师也就不再如此困难了。(转自青年门思想户网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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